各位（领导）游客：
大家好！欢迎参观邹城博物馆，我是讲解员 。
邹城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2002年6月建成开放，占地面积2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500平方米，馆名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题写。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3A级旅游景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现藏文物12万余件，充分展示了邹鲁地区六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先进文化。
博物馆展陈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楼为四个文物展厅：史前厅、精品厅、青铜厅、石刻厅，展出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珍贵文物近千件，二楼三楼为宣传、展示孟子思想的孟子馆。
首先为您介绍大厅内的这套青铜编钟：编钟是流行于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大型打击乐器，常用于宗庙祭祀和宴飨宾客，与磬、琴、瑟等乐器配伍演奏。这套编钟以我市郭庄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甬钟为原形，由铸造“中华和钟”的著名工艺大师金海鸥先生设计制作。全套编钟共35件，按照音调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每个钟体都能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高音清脆悦耳，低音深沉宏亮。这套编钟的复原制作再现了邹鲁古代文化的辉煌，也说明邹城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是名符其实的文教兴盛之地。因此我们为它定名为“邹鲁和钟”。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国之瑰宝，回望邹鲁千年”，感受博大精深的邹鲁文明，了解邹城历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史前厅】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史前厅，史前是指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人类历史，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时期，邹城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迄今为止，邹城境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十余处，其中野店遗址最具代表性。
史前厅展品主要出土于野店遗址，分为陶器、石器、骨器三个单元。首先为您介绍的是陶器，野店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器型有鼎、豆、鬶、盉、杯、罐、壶、鬲、甗等，制作精美，许多陶器还采用镂孔、刻花等工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白陶豆。豆是盛食器，是生活和祭祀礼仪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器皿。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极有特色的一种陶器，使用高岭土烧制而成，有瓷的质感。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所以有些学者把它看作是中国瓷器的“祖先”。
这件为红陶鬶。陶鬶是新时期时代晚期一种炊煮器，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它的造型如一只这种昂首而立的瑞鸟，最早出现在山东地区，与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有着密切关系，是富有地域特色的陶塑艺术品。其下三只袋形足，既能扩大受热面积，又能扩大容积，在制作工艺上只能用双手来制作完成，且在烧制过程中易于破碎，所以鬶的制作充分显示了原始先民的智慧，又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这幅照片为彩陶钵形鼎。彩陶是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质原料彩绘，然后入窑烧制成型的。鼎是古代炊煮食物的器皿，用于烹煮或盛放肉食。这件彩陶钵形鼎，器体呈浅腹钵形，大口圆唇，小平底，底部向外弧形伸出三个鸭嘴状的实足。口沿外在赭红彩带纹地上绘白彩线条，排列有致，节奏明快。器形新颖独特，色彩鲜艳明亮，为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1973年,以《彩陶钵形鼎》为内容的邮票发行后，彩陶钵形鼎便由此名闻遐迩，成为世人瞩目的国宝。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这件是黑陶盉。黑陶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采用“熏烟渗碳”工艺制作而成。盉是先民盛水或酒的器皿，这件盉腹部有流，腹下为喇叭形圈足，圈足饰圆形镂孔纹。整个器物造型朴实，工艺精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野店遗址的照片。这些展品都出土于野店遗址。遗址位于邹城市峄山镇野店村南，属山东省典型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56万平方米，距今约4640——6170年之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邹城地区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并且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黑陶镂孔高柄杯。1998年邹城市蔡厂村出土。这件高柄杯，整体造型美观，制作精美，既是实用器皿，又是珍贵的艺术佳品。最有特色的是它的器壁十分薄，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被称为“蛋壳黑陶”。蛋壳黑陶素有“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的美誉，即使是现代化工艺发达的今天，仿烧也是相当困难。其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颠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这件器物为鸟首状足盆形鼎，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器物。器底三个鸟头形足，足下部向内弯呈鸟嘴状。新石器时代本地居住的原始先民属东夷部落，他们以鸟为图腾，很多器物造型都以鸟作为装饰题材。
这里是野店遗址出土的陶纺轮，为纺锤上的小轮，是古代纺纱捻线的原始工具。
下面展出的是石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广泛使用磨制的石器。
我们首先来看一件精致的穿孔石斧。石斧是原始社会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常见的陪葬品。这件穿孔石斧通体光滑，制作精细，又无使用痕迹，应属礼器，推测为部落首领的陪葬品。值得注意的是石斧上的穿孔，在当时没有金属器具的情况下怎么打出这么规整的圆形穿孔呢。原来聪明的原始先民采用的是管穿法，即用一根骨管，掺上细砂和水，在石斧两面来回搓动对穿成孔。管穿工艺反映出大汶口文化制石工艺的新水平。
这几件是石环和石镯，是新石器时代广为流行的装饰品，体现了原始先民对美的渴望与追求。这里陈列的都是野店遗址出土的石斧，其形制、大小不一，在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骨角器是用动物肢骨、鹿角、猪獠牙等雕刻和磨制出来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新石器时代，骨、角器使用普遍，制作工艺精美。
鹿角叉是新石器时代代表性的渔猎工具，这件鹿角叉由天然鹿角制成，前有一长一短两叉，尖部磨制锋利尖锐，扁圆形柄部有两孔，便于系绳捆绑使用。
这件骨雕筒是用动物肢骨的一段做成，断面呈椭圆形，一端刻有三道平行沟槽，外形规整，沉稳大方,为史前时期重要的骨雕艺术品。
骨锥和骨针是原始先民的编织和缝纫工具，野店遗址出土的骨锥和骨针，做工精细，表面光滑，其中一件器身上刻有花纹。这些数量众多的骨锥、骨针的出现，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经广泛穿上了兽皮缝制的衣服。
这一部分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产、生活场面的复原景观，以播种采集、加工石器、制作陶器、捕鱼归来等，表现了邹城地区多元化的经济特征，反映新石器时代先民居住特征的干栏式房屋建筑，古朴原始，将我们带入了远古文明的广阔时空。原始社会末期，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分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奴隶社会。下面请参观青铜厅。
【青铜厅】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是当时极其珍贵的金属，被称为“金”、“吉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是最为广泛使用青铜器的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
邹城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是邹鲁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见证，青铜厅按照青铜器的用途进行分类，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兵器、杂器等五个部分，荟萃了邹城出土的青铜器精品，集中展示了商周时期青铜艺术的辉煌成就。
第一部分为青铜食器，主要用在祭祀祖先、宴请宾客、举行盛大典礼等场合，以青铜器使用的种类、数量等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
这是一件青铜鬲。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最初仿新石器时代陶鬲制成，有三个中空的袋形腹，便于炊煮加热。商代晚期以后，袋形腹逐步蜕化，不宜火煮，演变成为三个实心足。
下面您看到这几组器物为铜簠。簠出现于西周早期，战国晚期消失，是古代宴飨和祭祀时盛放黍、稷、梁、稻的器具。基本形制是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开则为两个器皿。这件有铭文的铜簠铸于春秋时期，腹内铸有“伊受作簠用事于考永宝用之”的铭文，是祭祀祖先的礼器，所以我们为其定名“伊受簠”。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非常尊崇祖先，他们往往通过青铜器铭文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和美德，彰显世家的尊荣地位，渴望世世代代享受这种特权。
这是一套完整的列鼎，“列鼎”是指在一个墓葬中发现的一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列鼎是奴隶主贵族用以“别上下，明贵贱”的重要丧葬礼器。史载西周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士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这些青铜的礼器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
第二部分是青铜酒器。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是上层贵族阶级宴飨时使用的主要器具，西周时因推行禁酒令，青铜酒器逐渐衰落。
下面为您介绍的是商代酒器铜爵。爵前端有流（即倒酒的流槽），后部有尖状尾，形象似“雀”。古人因雀鸣叫声为“喈喈”，谐音节节，节制饮酒之意，故把爵做成雀的形象。爵是最早出现并流行于夏商周的饮酒器，西周后期逐渐消失，以后作为必不可少的祭器出现在历朝历代的祭台供桌上。
这里陈列的还有觚、觯、盉、卣、罐、壶、勺等酒器，这些众多精美酒器既反映了统治阶级嗜酒成风，也反映了粮食生产较为丰盛，为酿酒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三部分为青铜水器，又称为盥洗器，盥洗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洗手或洗脸。器型包括盘、匜、鉴、汲壶、浴缶、盆、罐等。古代有沃盥礼节，盘、匜往往配套使用。大家看到这件像一只水瓢的就是匜，盥洗时，一人持匜浇水，一人以盘接水。这也是贵族祭祀及宴享前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你现在看到的青铜盘和匜出土于邾国故城遗址。邾国遗址为春秋时期邾国国都，是邹城市最为重要的一处大遗址，稍后到二楼我们对邾国故城再做详细介绍。
下面陈列的是铜鉴，古代盛水或冰的器皿。在没有普遍使用铜镜以前，常在鉴内盛水用来照影，因而后来把铜镜也称为“鉴”。古代的治国理政者，十分注重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古人有"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种对于历史的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是中华民族历来的优良传统。
这是1965年出土于邹城市栖驾峪村西周铜盘，盘内底铸铭文“伯驷父乍姬沦媵盘子子孙孙永宝用”。我们称为“伯驷父”盘。从铭文内容上看，该盘应属媵器，即鲁国伯驷父为女儿沦姬出嫁时做的陪嫁器物；与它同墓出土的还有“鲁宰驷父鬲”，口沿上镌刻“鲁宰驷父作姬口媵鬲其万年永宝用”的铭文，可知“鲁宰驷父”与“伯驷父”同为一人，为西周时期鲁国贵族，专门为女儿出嫁定制了精美的盘、鬲等青铜器。
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国之大事，在祀及戎”，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除了作为礼器祭祀，那就主要用在战争上了。我们来看第四部分为青铜兵器。
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遗存的兵器也比较多，大家看到的是铜刀、铜矛、铜剑等兵器，还有“大动干戈”中的戈；这些是铜箭簇和弩机。弩出现于战国，盛行于秦汉，是古代远射兵器中最早的青铜机械装置，西方学者认为可以和近代的来复枪相媲美。古代弩机大小形制多样，功能用途广泛，可连发可远射，能伤人能攻城，最重的达360多公斤，射程达800米，是战争中具有强大杀伤力与威慑力的兵器。
乐器在青铜器中制作精美，是上层贵族阶级祭祀宴饮中必不可少的器物之一。我们常用“钟鸣鼑食”来形容古代贵族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这件甬钟就是大厅邹鲁和钟的原形。它是春秋时期甬钟，出土于邹城市郭庄村，制作精良，纹饰精美，保存完整，是一件研究古邹鲁礼乐文明的珍贵实物资料。
这里还有一组石磬，古人演奏以击钟开始，以击磐告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声玉振”。孟子曾称赞孔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以此赞颂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
第五部分为杂器。青铜杂器是指日常生活用具、车马器、度量衡、玺印、铜镜等，汉代以后，随着铁制品广泛使用及陶瓷器的发展，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使用较为普遍的只有青铜镜了。
这四件小巧玲珑的青铜器是席镇，汉代的压物用具，和我们所用“镇纸”的功能相似，始兴于战国而流行于汉代。这组席镇形状为匍匐的动物，刻画及其生动传神，除了实用功能以外还带有辟邪祛恶的寓意，也是一组造型生动的艺术品。
这里还展陈一些车马器、铜权及青铜的文房用具。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一组铜镜。铜镜一般制成圆形或方形，其背面中央设钮，钮周围铸铭文及装饰图案，正面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铜镜在我国起源久远，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汉代铜镜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唐代以神话传说为主题纹样的铜镜种类很多，这件王子桥吹笙引凤镜就非常有代表性。铜镜为八瓣葵花形，圆钮，钮上有祥云、翠竹。下为山峦重叠，左一人头戴冠，着长衫，端坐吹笙，右一凤展翅翘尾，闻声而来。生动地描绘了王子乔吹笙引凤的传说，体现了人们对美满婚姻的期盼。史籍记载，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喜好吹笙作凤凰鸣，曾引来凤凰起舞。双鸾衔绶镜，鸾鸟口街长绶，足踏花枝，相对飞翔，寓意长寿平安。舞凤天马镜，鸾凤与天马在花枝的引接下似追逐嬉戏，又似相依相恋，体现了大唐盛世社会升平的景象。
这些或精美或庄严的青铜礼器、乐器代表着奴隶社会的兴盛和邹鲁地区礼乐文明的发展，而这些锋利的兵器预示着时代的变更，随着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历史的车轮驶入了封建时代。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孕育下，秦汉时期，社会富庶繁荣，祥和安宁，思想文化处于领先地位，邹鲁先民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碑刻、画像等石刻艺术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石刻厅，去欣赏一下这些秦碑、汉刻吧。
【石刻厅】
石刻艺术是典型的造型艺术，在秦汉之际，随着陵墓石刻和俑像塑造的大量涌现，逐渐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秦代石刻，主要指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的刻石，包括峄山、泰山、东观、琅邪、谒石、会稽等刻石。
现在竖立在我们面前的这座石碑就是秦皇东巡的第一块刻石——秦峄山碑，邹城市东南十公里处的峄山，自古享有“邹鲁秀灵”“岱南奇观”的美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峄山，他站在山顶俯瞰山下，顿生君临天下的感觉，便命丞相李斯撰文立石，颂扬其一统天下的功德。秦二世东巡时，又在碑上刻了二世诏书。南北朝时期，原碑烧毁，后世有多次摹刻。现存两块，一块为宋代摹刻，现存于西安碑林。另一块就在您眼前了，这块石碑是元代摹刻的，四面共刻字223个，字形工整，笔画圆建，严谨工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首次统一的汉字书体，后世称为“秦篆”，李斯所书的秦篆又称“玉筋篆”，名誉天下。它对研究秦代政治、文字及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莱子侯刻石。目前中国留存的汉代碑刻极为稀少（总数75，济宁35），西汉时期的更是弥足珍贵。莱子侯刻石刻于西汉王莽时期，是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时代早、保存完整、记载清晰的西汉刻石。刻石为长方形青灰色层岩，字迹清晰，刻痕显露，内容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败坏。”大意为莱子国一贵族为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使，召集了一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告诫子孙珍惜封地勿坏败。莱子国原是我国西周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方国，位于今龙口市附近。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部分贵族被迁至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这件刻石书法古拙奇魂，气势开张，溶篆籀之意写隶，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显示了汉字演变的轨迹，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该碑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被王仲磊发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由滕县、邹县的三个秀才在郭里卧虎山访得并题刻跋文。后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花重金将其收藏，成为孟府旧藏的文物精品之一。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的一种石刻装饰，其图像以花纹、人物、车马、奇禽异兽为主，是汉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儒学“孝悌”“厚葬”思想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邹城出土画像石近200块，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衰落，延续了三百多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是汉代社会的真实缩影。
首先为您介绍一块东汉时期表现神话传说的汉画像石，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伏羲着男装，戴冠，女娲着女装有发髻，均为人首蛇躯形尾部相交，手托日轮，日轮中有一三足乌（代表太阳）。正中为太乙神，是汉人所崇信最高神祇。
接下来看到的这块汉画像石是刚刚入展的文通祠堂题记刻石，2013年发现于邹城市峄山镇北龙河村，是国内迄今发现题记文字最多的汉画像石。文通祠堂题记画像石，刻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一经发现就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该石题记部分突破了东汉早中期题记的限制，多达606字（目前已考释出580字），文字内容丰富、叙事明确，主要介绍了祠堂主人的生卒事迹、夫人子女、世系，还有一段关于祠主的颂文，对建祠、纪年、石工也有相应的记载，已经具备了后世墓志碑文的要素，是汉代题记向墓志碑文的过渡文体。为研究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地域特点及古代墓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资料。整石构图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垂帐纹，其间有挂饰，下层为文字和图像。文字竖刻，每行之间有錾道文字左右两侧有人物、动物图像。右侧一人，头上上伏一鸟。左侧五人，皆面右，另有两只羊，一只站立，一只作奔跑状。
您看这一块画像石表现的是胡汉战争的场面。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匈奴和北方边地民族的称呼。自公元前二世纪初，匈奴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两汉统治者为了解除北方边境的祸患，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年间陆续开展了抗击匈奴的战争，史称“胡汉战争”。这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生动再现胡汉战争的宏大场面。战争中深目、高鼻、戴尖帽，应为胡人，他们有的在仓皇逃跑，有的跪地被俘，汉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整个画面布局严谨，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东汉时期统治者征战的形象写照，为研究民族史及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质料。
这一块表现的是秦始皇“泗水取鼎”的历史故事。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是传国重宝。周赧王时秦昭王从周王室中取走了这九个鼎，在运输途中，有一个鼎飞入泗水河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只得到八个鼎，九鼎不全预示着统治权力的不完整，成为秦始皇的一大心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时，在泰山完成祭天大典后，开始了“泗水取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过彭城，斋戒祷词，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个故事在民间传说的更为生动具体，把秦始皇取鼎未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龙齿啮断其系。”全国发现的几十幅“泗水取鼎”构图都和这一画面一样，鼎已被捞出水面，而同时在鼎中出来一只蛟龙，咬断系鼎的绳子，由此看来，这种说法自东汉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这块“泗水取鼎”画像石出土于郭里高李村东汉墓葬，中部刻双层拱桥，桥顶竖两个高杆，两道绳索通过杆顶。正中有一人指挥捞鼎，拱桥上手执绳正欲起鼎的一半为妇女，其中一妇女怀抱婴儿也参加到取鼎的行列，以此来反映秦始皇的暴虐。此故事用天人感应论说明君主有德时宝器和祥瑞才能出现，秦始皇横征暴敛，天怒人怨，是不会得到宝鼎的，揭示秦王朝覆灭是必然的。
这是一块东汉时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孔子躬身拜见老子，老子站立相迎，之间有一小孩，面向孔子，应为传说中的神童项橐。孔子身后有多名弟子相随。下层为河伯出行图。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曾在周朝担任过吏使，负责古代图书典籍的收藏和管理。是当时一个知识渊博很有社会地位的学者。孔子从鲁国带着学生南宫敬叔不远千里去楚国拜见老子。《孔子见老子》雕刻图像是常见的，尽管各地出土的这个画像在艺术表现手法、雕刻风格、视觉形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孔子问礼老子、宣扬儒家思想的主题却是统一的。"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件事不是我国古代两位学者简单的"历史会面"，而是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里陈列的是郭里卧虎山出土的西汉晚期石椁画像石，这组画像石雕刻精美、保存完整、内容丰富，是邹城时间最早、最为珍贵精美的汉画像石。这套石椁板由四块组成，共有16个单独的画面，涉及现实生活-如这个“斗兽”、神话传说-如这个“风雨雷电四神”、历史故事-如这个“伯乐相马”、珍禽瑞兽如这个“青龙白虎”等等，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线条、丰富的想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代社会深沉博大的文化精神。
这尊是东汉晚期的圆雕石人，由灰白色砂岩雕凿而成，表面粗糙，面部仅雕出眼鼻轮廓，手法简洁洗练，删繁求简，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和装饰。具有强烈的古拙质朴感，是目前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的汉代石雕，为研究汉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两件浮雕盘龙纹柱为元代重修伏羲女娲庙时的建筑构件，是羲皇殿前用以支撑主体建筑的石柱，属高浮雕，伶俐剔透，波涌云绕，蟠龙飞腾，栩栩如生，气势非凡极为华美，是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值得一提的是在每根石柱的背面，都有关于这根石柱捐建人士的记录，同时带有明确的纪年。我们可以到背面来看：元大德九年（1306年），这是一户孙姓人家捐建，家人的名字、石工的名字都有记录。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邹城市西南郭里镇羊石山村的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的石像生，有石羊、石兽、石人，均由整石雕成，形体巨大，雕刻精美，神态各异，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及其特殊的审美需要。石像生是立于帝王和官僚陵墓前的大型石刻，大多数属于圆雕。它既可以镇墓辟邪，又可以显示墓主生前的身份和功德。石雕人物又称为"石翁仲"。（关于石翁仲的来历还有有一段传说，秦朝有一名大力士，名叫阮翁仲，据说他身长1丈3尺，勇猛异常，曾镇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看见铜像，以为是活着的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从此，人们便把陵墓和宫殿前的铜人、石人称作翁仲。）
一块块石头在邹鲁先民的手中变得鲜活起来，石刻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历史的记忆之门，感受邹鲁先民朝气蓬勃、生生不息的意志和生命力。
【精品厅】
“邹鲁圣地”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众多的文物遗珍，我们从中精选出部分珍品在精品厅展示，下面我来带您领略这些文物精华的独特魅力。
您首先看到的是一块东汉时期龙纹玉璧。玉璧，是中国古代玉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一种玉器，它延绵了5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玉璧象征着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品质。当年，林徽因设计的国徽图案就是以玉璧为主体。在古代凡贵族朝聘，庙堂祭祀，丧葬礼仪时，都要使用玉璧。周礼中有:“以苍璧礼天”的记载。后来出现小玉璧，则是用于佩玉，作为装饰之物。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选料制作都极其精细。这件玉璧为青玉，呈淡绿色，纹饰分为两层，内层饰谷粒纹，外层饰两组夔形龙纹。纹饰生动优美，线条流畅，雕琢精致，形制较大，是一件珍贵的文物精品。
接下来是唐代三彩兽足炉。三彩釉陶是一种低温铅釉的彩釉陶器，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唐朝，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由于使用的是含毒的铅釉，三彩器主要用于作随葬冥器。这件三彩炉造型端庄，器身施以黄、白、绿三种彩釉交错使用，形成了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
这是青釉辟邪。辟邪是古人幻想的神话动物，似狮而带翼。这件器物像一只昂首蹲伏的狮子，背上正中有一圆形直口，为插放蜡烛之用。此器造型古雅新颖，釉色温润，是一件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青釉辟邪出土于刘宝墓。刘宝是邹城的历史名人，史载他卒于西晋永康二年（公元301年），为山阳郡高平（邹城市郭里镇）人。刘宝自幼聪颖好学，文武双全，先后任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等职，后因戍边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尤通经史，著有《刘宝文集》等作品流传于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将他纳入中国文学家之列。刘宝死后葬在了郭里镇独山村一带，1974清理发掘刘宝墓，出土文物达60个品种、170余件。尤其珍贵的就是这件青瓷辟邪及围棋子、青瓷虎子和骨尺。
这里看到的就是刘宝墓出土的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先秦典籍记载为尧造围棋，春秋战国时代已在社会广泛流传。（《孟子·告子上》中有：“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的记载，弈秋是当时的专业棋手，《孟子》是史料中最早记载专业棋手名字的书籍。）围棋隋唐时才经朝鲜传入日本。这套围棋共232枚，由黑白两种自然石子磨制而成，有圆形、椭圆形，造型古朴自然，是目前国内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围棋子实物。
费敏父鼎为春秋时期邹城市峄山镇斗鸡台遗址出土。该鼎造型古朴，纹饰清晰，内刻铭文：“费敏父作孟姒□媵鼎，其眉寿万年永宝用”17字。意为费国敏父嫁女于邾陪嫁用的宝鼎，让她子子孙孙永远享用。费国为西周时期诸侯国之一，位于今山东费县东部一带。
这件是吴王夫差剑。目前全国发现的吴王夫差剑共有9把。这件吴王夫差剑出土于邹城市朱山村，剑身瘦长，锋部尖利，剑格有兽面纹，剑身有铭文10字“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整把剑造型美观，铸造技术精湛，是目前发现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较为为完好的一把。代表了吴国当时青铜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东汉铜印出土于邹城市庙西村。汉代是将印章的铸刻、凿制推向规范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官印形制的要求十分严格，并规定“玺”为皇室专用。庙西村出土的“部曲将印”为东汉晚期的官印，汉代军队以部曲为基本编制单位。其印文结构，整体布局都非常注重美感，充满了时代的审美意识，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白玉双螭玉剑首为东汉时期，邹城市十里铺村汉墓出土。玉剑首是我国古代用来嵌缀装饰剑的一种饰物。这件玉剑首正面浮雕双螭纹，背部中心有一圆形孔洞，供剑柄直接插入使用。玉剑首的发现在山东尚属首次，它生动体现了汉代玉工精湛的雕刻艺术水平，为东汉时期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
接下来这是刘宝墓出土的铜烛台、陶罐、武士俑以及镇墓兽，镇墓兽是古代人们想象中驱邪镇恶之神兽，认为将它放置墓中可保护死者灵魂和守护随葬器物。这件镇墓兽通体施白彩，造型奇特，神态威猛。
这几件铜造像1975年邹城市平阳寺镇出土。这件北魏永兴二年（公元533年）铜佛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立像。座上铸有铭文22字“永兴二年三月一日佛弟子马禄为身造像一躯□供之。”造型优美，铸造精良，纪年明确，为研究我国北朝时期佛教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铭文铜簋。簋是盛食器，用来盛黍、稷、稻、梁等。同时又是重要礼器，在商周奴隶制社会，簋和鼎一样，也曾作为标志贵族等级的器物。据礼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簋往往成偶数出现，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簋与九鼎相配。这件铜簋，造型装重典雅，纹饰简约大方，器盖与器底部铭文相对，内容一致，为“毕作姬□宝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属于媵器，是陪嫁的青铜器物。
您现在欣赏的是明代龙泉窑双耳三足炉，邹城市中心店镇戈妃墓出土。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制瓷工艺精湛，烧制出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达到了龙泉青瓷的颠峰。这件三足炉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翠，釉层温润，造型工整，图案生动，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这是一组明代的红陶乐俑，为陪葬的明器。这组红陶乐俑为立姿，头戴圆形冠，着长袍，演奏笙、鼓、琴、钟等乐器，造型栩栩如生，神情动态各异。
孟子后裔在邹城繁衍生息两千年，代代秉承圣人遗风，尤其是北宋以后，封建朝廷优待有加、封赐不断，孟府家道殷实、文风昌盛，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藏品。
像这件明代蕉叶白端砚，上刻清代书法家朱为弼、刘墉、包世臣的诗文，砚首有浮雕镌刻“夏夜纳凉图”。是集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的明代端砚的上品。
陶瓦砚，是采用汉代板瓦制作，砚正面刻葫芦形墨池，池上方刻篆书32字。池两侧阴刻楷书对联。墨池下方竖刻十一行楷书小字，内容为此砚出土地点与购得的年代。砚背上刻隶书“建安十五年”5字。此瓦砚质地细腻，制作精良，雕刻精巧，实为陶砚中的佳品。
这组白玉带板为明代高密昭和王墓出土。由15块玉质莹润、质地坚硬，形制不同的玉板组成。玉板背面有孔，以便缀于丝带之上。玉带板为历代帝王和达官贵人专用的装饰品，是佩戴人官阶的高低及富贵的象征。
这件孟府旧藏的清代玉山人，采用和田青白玉雕刻而成，图案为一老者站立芭蕉树下，后有一童子持扇随行，周围雕刻树木、山石等。生动再现了江南园林的自然景象，玉质与雕工俱佳，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艺术品。
一楼文物展厅参观到此结束，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邹城馆藏文物的吉光片羽。虽然不能代表邹城历史文化的全貌，却展示了邹鲁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下面请参观孟子馆。